孙皓：对，其实这是个遗憾，现在没办法弥补了。

吴小莉：你在处理《庆余年》里不同的父辈角色，有没有一些你自己心中的影子在里面？

孙皓：你眼睛太毒了，当然有。比如说宰相和他那个傻儿子，包括还有庆帝和范闲的关系。

吴小莉：你怎么看庆帝和范闲的关系，投注了你所认为的中国式父爱的哪一部分？

孙皓：爱的表现方式未必是赞扬你、夸你，有些东西是在折磨你，让你去历练。

吴小莉：你刚提到说，其实你在北京刚来的那10年比较辛苦的时候，你特别想要得到父亲的拥抱。

孙皓：我很少回家，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成绩。回家我都挑节气回家，比如说春节、中秋，感觉他不能训我的时候。但是我现在明白了，他是以一个特殊父亲的方式，但确实管用，人生要经过这个东西，就是你感觉到有的时候就要单打独斗，你已经没有巢了。

吴小莉：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大城市打工，有的时候过年过节也不想回家，是不是也同样面临着你之前的困扰？

孙皓：我估计是不想面对，不想让父母失望，还是要以更宽容的方式理解他们，还是要回去。

孙皓：冲出安全圈 反而更安全

吴小莉：其实大家都知道你除了《庆余年》之外，现在也在筹拍其他的，告诉我们最近在忙什么？

孙皓：最近开机一个戏，讲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故事。

吴小莉：这是你原创的剧，还是又是一个IP？

孙皓：算是取材吧，取材一个报告文学，我喜欢那个地方，喜欢那个时代。

吴小莉：上个世纪80年代梦开始的地方。

孙皓：对，也是因为可能我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吧，人生最美好的记忆和感觉，我想能不能还原一下，甚至于拔高一点。

吴小莉：你曾经在做《庆余年》之前说，做IP是不如做原创的。但是可能资金方会觉得有了IP，就有了保险。

孙皓：是保险。按理说应该绝大多数是原创的，IP应该是补充原创的东西，现在因为资金的要求，资金安全，还有时间成本，很少人花钱、花精力去体验生活了。作为创作者，因为没有去采访的时间，没有体验生活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跟社会的部分，甚至一些主体已经远离了。我们最近几年没有什么特别棒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因为我们不太懂得年轻人了。

吴小莉：你觉得是缺少体验生活？

孙皓：是的。咱们已经和真正工作在写字楼里的人有距离了。有的时候我们吃饭，突然间听到一些真正的搞IT的人在聊天，他们谈论专业的感觉、他们的语境已经不是影视作品里体现的那个东西了，感觉好新鲜，我就好想接近他们。

吴小莉：为什么会这样？既然要做白领的作品，难道编剧、导演们都不会去了解真正的白领是什么样子吗？

孙皓：现在生产一个作品，快的作品，写一年、拍一年、第三年才能播出。由于时间成本等各个方面，而且现在需求量又那么大，没时间去体验了，那我就找IP吧，我改编一个小说，但是现在的小说，有的都已经写的不是生活了。

吴小莉：所以在《庆余年》之后，你要做的仍然是一个原创剧？

孙皓：可以说是这样。这和体力也有关，我估计可能要开发一年。会不会有体力？会不会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出品方？就是“平地抠饼”，从零开始，而且开发未必能成功，你愿不愿意跟着我走？

吴小莉：你找到了吗？

孙皓：当然。

吴小莉：你是幸运的。

孙皓：也不是，因为有《庆余年》这个作品。这是实话实说。

吴小莉：那你听说过，行业内其他人的情况吗？是不是比较艰难？

孙皓：确实比较艰难，尤其是年轻的导演，就是信任度从哪来？有的时候甚至看命运的安排，突然间有一部戏火了，火了之后他就有进门的钥匙了。甚至于我说得更直白一些，我自己感觉到的是，一些有一定的好作品的导演是一个钥匙链、钥匙环，真正去打开这个房门的，可能是知名演员。

吴小莉：目前我们的影视作品和国外相比，你认为创作、制作在什么样的水平上？有什么可以彼此借鉴的吗？

孙皓：差得比较远，真是差得比较远。我最近一段时间很少看了，因为我怕把自己的胃口吊得太高。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理念不一样，制作水准不一样，投资量也不一样。所以我怕把自己的胃口调高了之后，我怎么回头再生产这个剧集。比如我说我要置景做一条街，资金方说没有钱……

吴小莉：除了资金之外呢？

孙皓：资金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人家为了投资安全，往往要生产一个以前成功的案例。比如说某个作品的第一季成熟之后，最好生产个第二季，但这样就有点重蹈覆辙，和影视产品骨子里的东西就违背了。我一直感觉，影视骨子里的东西就是要出新，而为了资金的保险就控制你，不让你出新，这是蛮麻烦的事。

所以我在无数讲座中讲，冲出安全圈反而更安全，要给观众新的东西，可能会更安全，因为这个东西观众更爱看，不要不敢尝试。这是目前遇到的一个挺大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