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纽约大学朗格尼健康中心的外科医生首次在美国尝试了一项突破性技术：通过机器向已撤除生命支持的捐献者体内泵入富氧血液，使其停止的心脏重新跳动，从而成功完成移植。这项技术属于“循环死亡后捐献”（DCD），旨在扩大心脏移植供体来源，但也引发了关于死亡定义的伦理争议。
传统移植依赖脑死亡捐献者，其器官可通过生命支持设备持续供氧以维持功能。DCD则针对仍有部分脑活动但最终心跳停止的患者，但心脏在停跳后的缺氧损伤成为难题。目前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使用昂贵的外部设备在体外恢复心脏跳动，但该技术不适用于儿童；二是“常温区域灌注”（NRP），即在捐献者体内重启心脏供氧。NRP成本较低且适用于儿童，但被批评可能模糊死亡界限，甚至导致血液流向大脑，因此被多国和机构禁用。
为规避争议，杜克大学团队开发了一种简易体外灌注系统，通过导管向摘取的婴儿心脏注入富氧血液，成功完成一例婴儿心脏移植，术后受体恢复良好。该技术有望将儿童心脏供体数量提升20%，并可能推广至成人移植。
与此同时，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团队提出了无需重启心脏的方案——“超氧延长保存复苏”（REUP），通过向捐献者主动脉注射含氧保护液直接修复心脏。该技术在三例移植中均获成功，且成本低廉，适合资源有限的医院。但因其无法评估心脏功能，对于高龄捐献者或生命支持撤除至死亡间隔较长的情况存在风险。
医学专家指出，NRP的优势在于能同时保护其他器官，而REUP等技术需进一步验证。生物伦理学专家强调，未来需就NRP的伦理路径达成共识。尽管争议未休，这些创新技术为急需移植的患者带来了新希望，也反映了医学界在伦理与生命拯救之间的艰难平衡。
